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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之后中国足坛再有人被查！他们是谁？什么来头？******
中新网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卞立群)年关岁尾，中国足坛继续不平静。
19日，据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消息，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书长刘奕，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这是继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之后，中国足坛再有重磅人物被查。
刘奕或早已淡出足协核心层
其实早在前几天的中国足协执委会上，就已经初露端倪。
会上除了探讨中国足协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职业联赛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之外，还决定免去中国足球协会原秘书长刘奕的职务。
中新网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年中，刘奕就已经基本淡出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
刘奕初入足协在2019年8月，当选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而后进一步当选中国足协秘书长。
刘奕(中)。中新网记者 卞立群 摄2019年10月，当时上任不久的刘奕曾出席中国足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等事宜。
他曾表示：“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今年(2019年)推进速度很快，职业联盟将于年底前完成挂牌，下赛季中超将由职业联盟完全自治，中国足协拥有中超产权和监督权，不参与日常管理，只监管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定权。”
但此后职业联盟并未在2019年年底完成挂牌，直到今日也只是以中足联筹备组的方式存在。
资料图：中超联赛。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2020赛季中超联赛受疫情冲击，采用封闭赛会制进行，在赛季结束后，刘奕曾用四个词总结赛季——“责任担当，科学管理，唤燃亿心，继往开来。”
不过在之后的2021赛季，刘奕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据公开资料显示，刘奕还在早年间运作过孙继海转会曼城，运作英国名帅威尔金森执教上海申花等。曾在专访中大谈自己在体育经纪人行业的蓝图构想。
刘奕(右二)。图片来源：IC photo陈永亮曾被卷入上一次反赌扫黑
相比长时间在“幕后工作”的刘奕，在前台的陈永亮更被球迷熟知。
出任过国家队管理部部长、中超联赛部部长、中超公司董事等职务的他，经常出现在公开场合。
而在中国足坛上一次反赌扫黑风暴中，陈永亮的身影也曾出现过。
据公开报道，陈永亮曾与主管裁判工作的李冬生有过紧密联系。
“2005年2月至2008年3月，两人先后六次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从裁判人员培训地方承办单位的代收款项中套取公款46300元，李冬生实际分得23300元。2007年2月至2009年5月，两人利用中国足协技术部组织裁判人员培训等职务便利，先后十次以收取光盘费、资料费等名义，向每位学员收取培训费100元，后陈永亮通过各种名目将部分培训款项在足管中心或地方承办单位的财务账目中核销，共得71500元，李冬生实际分得36900元。”
2012年，李冬生因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成为当时足坛反赌扫黑风暴中入狱的足协官员之一。
陈永亮。图片来源：IC photo期待成中国足球走出低谷契机
十年过后，中国足坛再次来到风口浪尖。在刘奕和陈永亮之前，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涉嫌严重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而广东省运会男子足球乙A(U15)组决赛也在去年夏天发生假球事件。最终，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禹平等16名干部被严肃问责，中国足协对广州市足协主席谢志光、恒大足球学校校长王亚军等6人做出行业处罚。
这些都让目前低谷中的中国足球，形象一跌再跌。
资料图：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客场1:3越南，彻底无缘卡塔尔世界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19日晚，中国足球协会党委第一时间召开扩大会议，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陈戌源和协会副主席、驻会执委等与会人员逐一表态发言。
大家一致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决定对刘奕、陈永亮进行调查，充分体现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足球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充分体现了足球领域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中国足球协会坚决拥护、坚决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对刘奕、陈永亮进行调查。
期待在 “挖起萝卜带出泥”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能够进一步变清朗，让违法违纪行为无处藏身。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成为中国足球走出低谷的契机。(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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